（迟秀芳口述）1934年，我出生在山东青岛即墨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两年后，我的妹妹出生了，一家人靠给地主种田为生，我5岁起就每天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那时候，每天就盼着有口饭吃，连肚子都吃不饱，别说上学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解放军到来的日子。

1949年4月20日一大早，村民在村南边的大路上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解放军。之后，村里成立了妇女委员会，我积报名参加。

我还参加了村里组织的识字班。上了没几天课，我就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晚上回家，我兴奋地把自己的名字写给妈妈看。

几个月后，我能认识几百个汉字了。同时，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1952年，新疆军区到山东招收女兵。当兵管饭，衣服被褥都是统一发放的，每个月还能领6块钱的生活补助。

比我年长3岁的村妇委会主任黄秀美打算报名参军，她给姐妹们做起了动员工作。

那个年代，6块钱可是笔不小的收入，既可以吃饱饭，还能补贴家用，我动了心。

得知我要去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参军，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的母亲舍不得，哭着找来我的大伯母劝我。

“孩子，新疆路途遥远，咱家谁也没去过。你还没嫁人，可要考虑清楚啊。”大伯母说。

虽然我心里也没底，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在我心里早已认定，共产党指引的路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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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6日，我和同村的6个姐妹踏上了西行之路。从村里一路辗转坐汽车到青岛，再从青岛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达西安，统一换上军装后，又坐大卡车继续赶路。

一路的艰辛，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大家坐在大卡车的车厢里，热得汗流浃背，吃饭不能按时，饿了就吃点瓜，睡觉都是坐着或者互相靠着。

一辆车坐45人，开了半个多月才到迪化（现乌鲁木齐市）。1952年8月29日，我到达石河子。后来，我被分到兵团八一联加工厂（后来的石河子粮油加工厂）工作。

1956年，经过组织介绍，我认识了我丈夫。他比我大10岁，是1947年进疆的国民党部队起义人员。和丈夫结婚后，我陆续将妹妹、表弟和母亲也接到兵团。

1958年，丈夫托人从老家带回一个11岁的孩子，名叫王佩杰，是他大哥的儿子。

大哥去世后，大嫂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不容易，丈夫和我还没有孩子，就将王佩杰接到了新疆抚养。

这孩子很聪明，后来顺利考上了大学。1969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克拉玛依运输公司上班。

孩子很孝顺，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给我们买了生活用品和水果，还经常回来看望我们。

1961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和丈夫来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九连工作。1965年，我光荣入党。

那时候，一个连队有1万多亩地需要耕种，全连仅有100多名职工，大家每天早上6时就起床下地干活，两头见不着太阳。

我干得多的活就是在齐腰深的水里打苇子，手被割破了，就找卫生员用胶布缠起来接着干。

除了打苇子，还要打玉米棒子，吃的就是老三样，玉米面馍馍、土豆和白菜。每个月一个人4两清油，分的粮食80%都是粗粮。

当时条件非常艰难，不仅粮食定量，就连衣服都不够穿，平时在地里干活喝的都是凉水，一个星期能擦一次澡就算好的。没有牲畜，就人拉犁；没有工具，就自己做扁担、编筐子。大家用小车走一座座沙丘，用坎土曼砍断盘根错节的杂草根，铁皮保温施工用人拉肩扛的方式开垦出万亩良田。

年底的表彰大会上，领导说，女同志干活不输男人，一年干了十年的活儿。

1975年，我所在的连队组织一个排的职工装甜菜，我干活时着了凉，发起高烧。

当时我已经怀有身孕，打了一个星期的青霉素后，孩子流产了。孩子都3个多月了。

我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1976年，我生了个男孩。她给孩子取名王新旺。

1979年，我又生下了小儿子王银旺。怀孕期间，连队的农活很多，任务很重，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大家干啥，我就干啥。生小儿子那天，我还在地里干活，临近生产了，连队用小马车把我送到卫生所，我差点把孩子生在路上。

那时候根本没空休息，生怕落后挨批评。孩子生出来了，可是没人带怎么办？

我想了个办法，早上出门时将孩子放在床上，用被子围着，垫上尿片，在孩子旁边放点馍馍之类的食物。瞅着干活休息的一点时间，我回来看看孩子，喂奶、换尿片。

丈夫是连队干部，那时的连队干部和大家一样，大家干啥他干啥。他整天在连队忙工作，根本没时间顾家里的事。几周不回家都是常事，特别是春耕、秋收时节，丈夫每每回到家都是蓬头垢面。

从小受父母影响，两个孩子长大后，接过父母手中的坎土曼，投身屯垦戍边事业。

2003年，我夫妇住进了新楼房。吃惯了大锅饭，住惯了平房的我说，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能住上楼房。

2010春节前夕，电视剧《戈壁母亲》热播，我一集不落地收看。当看到电视上开荒造田、支野灶、割麦子等镜头时，我流泪了。剧情太真实了，演的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事。

现在，和我一同来兵团的姐妹有的回到了内地，有的已经去世，在石河子的只有我和刘宪芳了。刘宪芳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

我每个星期我都会到社区拿《兵团生活晚报》，再将报纸送给刘宪芳，陪她聊聊天。

退休后，我参加社区公益事业，尽自己所能发挥余热。对于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现在，石河子高楼林立，实现了我们的夙愿。

我现在的心愿就是百年后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经劳作和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

【后记】

迟秀芳老人的口述，是一部微缩的兵团女奋斗史。从山东即墨的佃农女儿，到西行戍边的女兵，再到扎根石河子的军垦母亲，她用一生的坚守，在戈壁荒原上写下了动人的人生答卷——这份答卷里，有对党的赤诚追随，有对苦难的坚韧抗争，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眷恋。

1952年的西行之路，是她命运的转折点。6块钱的生活补助、管饱的饭菜，是物质的诱惑，但“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信念，才是支撑她跨越千里风沙的精神内核。

从坐满45人的卡车车厢，到齐腰深的水中打苇子，从粗粮果腹、凉水解渴，到失去第一个孩子的锥心之痛，她把女的柔美藏进粗布军装，用肩膀扛起了与男同等的劳作重担。

领导那句“女同志干活不输男人，一年干了十年的活儿”，是对她这代军垦女中肯的赞誉，她们用血汗证明，女从未缺席兵团的拓荒岁月。

比劳作更动人的，是她的温情与担当。接来妹妹、母亲与表弟，抚养丈夫的侄子，在艰苦岁月里守护着家庭的完整；生小儿子当天仍在地里劳作，用被子围起孩子、留馍馍充饥的无奈，是无数兵团母亲的共同缩影。

而退休后坚持照顾患病的同乡姐妹，参与社区公益，直至心愿“百年后将骨灰撒在这片土地”，更彰显了她与兵团血脉相连的深情——这里早已不是异乡，而是她用一生浇灌的家园。

《戈壁母亲》的剧情让她落泪，因为那是她们真实的过往。如今石河子的高楼林立，正是对她们这代拓荒者好的告慰。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兵团精神是无数个像迟秀芳一样的普通人，用忠诚、坚韧与热爱，在荒原上种出的希望。她们的一生，是对“扎根边疆、奉献一生”生动的诠释，也让我们读懂了：真正的伟大，藏在平凡人的坚守与奉献里。

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把青春与生命献给土地的长辈？说说她们的故事。